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解析

作者   杨帆

题记

——思想研究，人道法天的哲理。

内容提要

   “人道法天”是中华人文思想形成之逻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来源于华夏先祖们对大自然规律的观察与体悟，其骨子里具有本分、亨通、包容、互利、和平、诚信、友爱、共赢的特质，属于人类的德文化体系，符合人类守望相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客观现实需求，其自然性、真理性、普世性、永恒性与大自然规律相融合，所谓“天人合一”，即人性合于天性是中华源头文化独特的本质。

    当今世界，私欲洪流冲垮了原始古朴的道德堤岸，重新解析与学习上古圣贤们“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正是拯救道德危机的思想法宝。

   正文

       解读《文王八卦》后我有个重大发现：中华源头文化属于“天性文化”体系，西方源头文化属于“人性文化”体系。“天”在中国文化里是指大自然。“天性文化”就是周文王姬昌对大自然规律的认知，即对于“天性”的认知，属于唯物论的认识论。“人性文化”是西方一系列哲学家、思想家们对人类社会的伦理研究，即对于“人性”的认知，大多属于唯心论的认识论。

   唯物论与唯心论是两种不同的认知理论，唯物论注重于客观世界，揭示的是客观真理。唯心论注重于主观世界，论证的是主观伦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唯心论的最现实思想特征，往往与客观存在很难统一。

  周文王发现大自然美利天下、哺育万物、生生不息，不图回报，是因为大自然怀有“元、亨、利、贞”的伟大品性,"给予"就是大自然的本性。在西方宗教至今还宣扬“神”是造物主的当今，文王早在三千多年前就说清了，那就是自然法则，也即客观规律。中国文化中虽然也有“盘古氏开天辟地，女娲氏用黄土造人”的神话传说，或许受文王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始终未能形成“人神合一”的宗教。

       周文王揭示的“天性”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爱”，天的恩惠、地的厚道、阳光的温暖、雷震的亨通、轻风的和熙、水泽的滋润、坎坷的磨砺、大山的胸怀。文王对大自然的人文注释，每一卦都是以“天性”来启迪“人性”的，至今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里，视“天地”同“父母”，每个人的结婚仪式里都首先拜的是天地，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坚信“人在做、天在看”的世事因果关系客观存在。

     周文王把“天道”引申为“人道”，为中国文化开辟了“君子之道”的光辉人文思想，乾乾君子、勤勉温顺、大义凛然、谦逊仁爱、诚信敦厚，这些人文品质都出自文王“八卦”注释中。文王倡导的君子之道就是效法天道，把“本分、亨通、惠利、诚信”作为社会治理与做人的思想法则，绝对具有普世思想价值。

      在周初，“元、亨、利、贞”被称作“四德”，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黄帝内经》中有一词叫“淳德全道”，华夏远古文化里“道”就是指大自然规律，“德”就是顺应，“淳德全道”其文字意义就是一丝不苟的顺乎自然规律。所以，中华文化就是这么一种以认识自然、顺应自然、效法自然、规范社会、规范自我为德的天性文化体系，也即“天人合一”的德文化体系。

      文王发现“元、亨、利、贞”的大自然法则，是人类认识自然最辉煌的成就。“元、亨、利、贞”这一“天道法则”，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人文法则”，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就是大法则的萌荫史，庄子的“天人合一”；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墨家的“兼爱（平等相爱）和天志（顺从自然规律）”；孔子的“仁、义、礼、乐”等等人文思想，都与这个大自然法则一脉相承。

       “天人合一”是春秋时代的哲学家庄子受周文王揭示的“天道法则”启迪而进一步引申出来的哲学思想，天指天空，也指自然大道，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都应该与自然协调，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哲学思维往往很抽象，作者理解“天人合一”就是人性与天性一致，人性要以天道法则的“本分、宽容、给予、永恒”为取向，一味“索取”的人性肯定是悖逆天道的。

   “道法自然”是老子受周文王揭示的“天道法则”启迪而进一步引申出来的哲学思想，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运行法则都必须遵守自然规律，凡社会之道、人为之道都必须遵循自然之道。受天道法则的启示，老子进而提出了“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伟大处世思想，这一思想将始终是人与人类文明处事的大方向。

   中华源头文化的历史渊源就这么简明清晰，周文王从认识大自然“给予”的法则里，引申出人类“本分、亨通、互利、诚信、友爱”的人文法则，庄子、老子进一步引申出“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人文哲理，这就是中华民族源头文化所独具的优秀本质。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曾称颂夏商周上古三代之治是人类政治的目标和理想，在他眼里，上古之治，大公至信、道义流行，天下为公，社会和谐，君王们以恢复人的天性良知和社会道义为己业，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时代，史料所记载的周成王和周康王所营造的那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秩序，绝对是对中华文明最好的注释。

    显然，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是从对大自然规律的观察体悟中而得出的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的大道理，而西方源头文化的形成路径就不同了，西方文化是从对神权的思索中而形成的摆脱神权精神枷锁的大道理。

   西方世界一直到中世纪，都笼罩在神学与教皇统治的精神枷锁里，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被称为西方"哲学之父"，他是想走出神学精神枷锁的第一人，他认为神不是创世主，世界万物之源为水。 其后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史上被称为“希腊三贤”。苏格拉底将古希腊哲学由对自然的研究转向为对人类灵魂的研究方向上，他认为神是世界主宰，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毁灭都是神的安排，他明确认为研究自然就是亵渎神灵，将精神与物质明显对立起来，成为西方哲学史上公认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认为世界是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一个讲灵魂，一个讲理念， 师生俩引领着西方文化唯心论的大方向。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部分抛弃了老师所持有的唯心论观点，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认为知识起源于对世界的感觉，可对于“感觉”的来源上他又囿于他老师的“灵魂论”，把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非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本能、感觉、欲望等，二是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思维、理解、认识等，他认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灵魂起主要功能。

    亚里士多德的超自然灵魂论，构建了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形而上学》理论基础，他本人被后世认为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奠基人。 公元前，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西方文化在“神性”与“人性”文化之间一直纠结着，与中华文化相比，还找不到“唯物主义”文化的一点影子。

      到了中世纪（指五世纪至14世纪前），亚里士多德的超自然灵魂论成为“神”确实存在的证明，从而形成以神学家聖托馬斯·阿奎那为首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理论，以基督教为中心，认为神是最高的存在，神具有无限、全智、全能、全善的属性，而人的灵魂，只有通过对神的信仰而赋予。经院哲学完成了“人性”与“神性”的统一，在整个中世纪里，“人神合一”的宗教文化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

     14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对神学精神枷锁的第一次反抗，意大利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美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分别以文学和绘画的形式张扬人性，提出了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意识反叛革命，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倡导个性解放，反对神学的愚昧迷信，否定“神定论”，提倡“人定论”，史称“文艺复兴”。西方世界对神学枷锁的解脱延续了近三个世纪，16世纪末才出现了划时代人物笛卡尔，笛卡尔反对经院哲学和神学，提出 “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向，开启了人类科学思维的大门。 西方文化在怀疑与否定“神性”后，十八世纪进入了“人性论”的大发展阶段，其代表人物是大卫.休谟，主要著作是《人性论》，其后的哲学家叔本华、尼采，都是在人性论思维框架里思考社会伦理与变革。

    “人性论”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人的价值与尊严，奠基了独立思考与探索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人类创造物质文明的社会生产力。

       但“人性文化”与“天性文化”相比有一定的局限性，人性论文化曾让西方社会蒙受了私欲膨胀的灾难与痛苦，以殖民、扩张、掠夺、暴力、战争为特征，让世界不得安宁，一战、二战都是人类经历过的痛苦。 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物质文明与自然本能相比是一种蜕变，在自然状态中，人类在为自己的生存而与自然作斗争中和睦相处，并在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了良好纯朴的德性，而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却摧毁了这些原始的德性，人是变得越来越聪明，而私有制却使人的心灵更加变坏。卢梭甚至把现代物质文明的进步称做人类"最大的不幸"，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技术进步，不断地使人类与其原始状态背道而驰。因此，他断定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史不过是一部人类的疾病史而已，让有理性的人类失去了原始朴素的感性，产生了大量无益的需求，科学和艺术助长了奢侈与浪费。

       卢梭虽然没读过《文王八卦》，可他对“自然本能”及其“原始德性”的认识却是与周文王极其相似，是他早年就敏锐地发现了近代的物质文明背离天道的危机。

       当今世界，私欲洪流冲垮了原始古朴的道德堤岸，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正是拯救人类道德危机的思想法宝。

      通过与西方源头文化形成过程的比较，就能更清楚的认识到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和普世性。

     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天地，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人类必须学会与天道共处的智慧，人和人类如若像天一样本分，像天一样亨通，像天一样美利，像天一样给予而不是索取，像天一样坚贞永恒，人间和谐与共多美。可见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处理当代世界事务中多么弥足珍贵。